沈从文先生作为文学家的“一半”，世人已经说得很多，作为古文物家的“另一半”，则鲜为人知。沈从文编著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可以满足世人对沈先生深入了解的愿望。当我借到此书时，真有如获至宝之慨──尽管我考古之类的事情知之甚少，或者说兴趣寥。但对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情形则例外。这是因为，这本研究专著，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而作，书稿仅以不足一年时间写成。成书之后，作为中国的国礼，此书被送给日本天皇和美国总统。其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之高，令人叹为观止！
　　郭沫若曾经在1964年6月专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评价：“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水平的标准，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着的。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，资料甚多，大可集中研究。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种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。历代生产方式、阶级关系、风俗习惯、文物制度等，大可一目了然，是绝好的料。遗品大率出自无名作家之手。历代劳动人民，无分男女，他们的创造精神，他们的改造自然、改造社会的毅力，具有着强烈的生命脉搏，纵隔千万年，都能使人直接感受，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。”沈从文先花费了半生心血，历经磨难，整理好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文稿曾在“文革”期间遭遇冲击，被定性为黑书毒草。其惨淡经营起来的藏书和资料全部损失，本人也遭到各种迫害。1969年冬，这位年近70、身患高血压、心脏病的老人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，养猪种菜。但他并未灰心丧气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，在手边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笔记的情下，硬是将满脑子里的丝、漆、铜、玉、花花朵朵、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，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忆下来，写成此书。沈先生回忆那段生活，曾风趣地：“在农村'五七'乾校期间，对我的记忆力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，血压一度上升到二百五十，还是过了难关，可能和我用心专一，头脑简单密切相关。”
　　《中国代服饰研究》涉及的时期起自殷商迄于清朝，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，全书计有图像700幅，25万字。“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。”本书所叙是服饰，但又不能仅以服饰论之。从服饰这个载体，不难窥见中国历代朝野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民俗、哲学、伦理等等诸多风云变迁之轨迹。这也是全书的宝贵价值所在。以服装而论，它的产生，可能出于捕猎、应付战争的需要，为避免利爪与矢石的伤害，或出于伪装与威吓，人们向某些有鳞甲与甲壳的动物学习，即所谓“孚甲自御”的办法。便用骨针率先缝制这种原始的军事服装──胸甲一类局部衣着，并由此演化出一般常服装。保护生命、拼形御寒、装饰自身，乃是服装最主要的功用。本书以札记形式，考证、记录、梳理、升华，博大而精深，朴实且生动，读后给人以历史的和审美的享。
　　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”沈从文在一生中，靠顽强自学成才，驰骋文化领域，建树辉煌。以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界，他先做文学家，写出了《边城》、《长河》等蜚声海内外的文学佳作；后突然激流勇“退”──不，应该说他仍然是一名文化战线上的猛士──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研究，很快成为一位古文物家，写作出版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甘于寂寞，坚韧不拔，不卑不亢，埋头苦乾，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；“不怀迟暮叹，还喜长庚明。独轮车虽小，不倒永向前。”这，就是沈从文先生留给世人的超越其著作文本之外的宝贵精神财富。